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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t投融資模式及成功案例_兩個家庭“超生嬰兒”被計生干部抱走32年:其中一個至今未找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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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劃重點:

     1當年的涉事村干部表示,雖然政策不允許強行抱走孩子,但那時計劃生育抓得嚴,也就這么做了。2“那時候豬才賣7角錢一斤,3000塊錢怎么湊得出來?”周友生說,他們當場表示認罰,希望先抱孩子回家,再去借錢交罰款,這個請求當場被拒。3鮮清芬說,和小英相認后,她多次以一個母親的身份去照顧小英,還在小英念高中時陪讀過一段時間。但分別帶來的裂痕難以彌補,特別是2015年,在一次激烈的家庭矛盾中,小英撂了狠話,讓刀云榮夫婦“不要打擾自己,一輩子都不要來。”4周友生說,他和妻子身體都不好,但孩子總歸是妻子身上一坨肉,做父母的總歸是牽掛的。鄒桂芳告訴媒體,找了這么多年,有時候也想放棄,但丈夫始終在堅持,只要他活著,就一定會找下去。

     61歲的周友生本該過頤養天年的日子,身患多種疾病的他還是帶著妻子離開老家四川自貢市,常年在成都打工,而尋找32年前年被計生干部抱走的“超生”女兒是他們外出掙錢的動力。

     1986年7月,周友生夫婦的第三個孩子周紅霞出生僅兩個多月,就因為系“超生的”被當地計生干部強行抱走。同一時期,與周友生同村的刀云榮(化名)夫婦也遭遇類似情況,因為超生,刀家出生5個月的女兒小英被強行抱走。

     此后漫長的日子里,兩家人各自尋找自己的孩子。

     在刀家人不懈努力下,被抱走的女兒于1992年被找到。但在往后20多年相處中,小英和他們相處并不融洽,甚至在2015年因為一些家庭矛盾,讓親生父母“不要再去打擾”。

     周家人至今還在苦苦尋找。周友生已做好親生骨肉可能不認自己的心理準備,他的妻子鄒桂芳對澎湃新聞(www.thepaper.cn)說,如果找到孩子,只想告訴她,“不是爸媽不要你,而是別人搶走了你。”

     談及新平村這兩家人的遭遇,當年的涉事村干部對澎湃新聞表示,雖然政策不允許強行抱走孩子,但那時計劃生育抓得嚴,也就這么做了。

     成佳鎮計生辦主任龔貞容告訴澎湃新聞,周友生反映孩子被抱走的情況后,計生辦聯系了當年抱走孩子的計生干部,但對方稱記不得,他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。

     貢井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局長吳鴻莉表示,曾聽分管計劃生育的副局長談過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情。但年代久遠,時任計生干部走的走、退的退,沒問到情況。接下來,他們將再和有關方面對接此事。

     周友生夫婦曾多次前往成佳鎮尋找女兒。澎湃新聞記者 謝寅宗 攝

    

     兩個超生女嬰

     1986年的陰歷六月,給周友生和刀云榮兩個家庭帶來長久的痛苦。

     彼時,他們還居住在自貢市榮縣成佳區龍王鄉(注:2005年8月1日,成佳區劃屬貢井區)。刀云榮是龍王鄉新平村6組村民,周友生是龍王鄉新平村1組村民。兩家人靠種地為生。

     刀云榮和周友生的妻子1985年分別懷胎。此前,刀云榮已有一兒一女。他的妻子鮮清芬(化名)說,“一兒一女,其實是最幸福的。”生下兩個孩子后,她先去上了環,在丈夫結扎后才取了環。

     沒想到,丈夫雖被結扎,鮮清芬卻在取環不久后懷孕了。她為此打掉肚子里的孩子,可是沒隔多久再度懷孕。這次,鮮清芬沒有選擇打胎,而是東躲西藏,于1985年農歷臘月二十九(注:1986年2月7日)將孩子生下來,并為她取名“小英”。

     當年同樣為生孩子東躲西藏的,還有新平村1組村民周友生的妻子鄒桂芳。在此之前,鄒桂芳已經生下兩個女兒。

     周友生說,他和妻子當年沒有辦結婚證就生下第一胎,鄒桂芳懷二胎時,他怕妻子被拉去引產,還為此主動去做了結扎手術。不料二胎之后,鄒桂芳再度懷孕,這讓夫妻倆又喜又憂。

     喜的是,老天給了他們一個“生兒子”的機會,但他們知道這是違反政策超生,心中也有隱憂。

     1986年農歷三月二十九(注:1986年5月7日),鄒桂芳冒著風險將孩子生下來。這是一個女孩,夫妻倆為她取名“周紅霞”。

     時隔多年,刀、周兩家都無法提供當年結扎或上環的證明。一位在當地長期處理農村事務的老人告訴澎湃新聞,上世紀80年代,農村醫療技術和水平都非常有限,結扎手術失敗并非稀奇事。

     事實上,32年前,新生兒的到來,沒有為兩個家庭帶來太多喜悅。

     周友生講述女兒周紅霞被抱走的情況。澎湃新聞記者 謝寅宗 攝

    

     被抱走的嬰兒

     隨著村干部找上門來,刀云榮、周友生兩個超生家庭的隱憂爆發。他們原以為,“罰款、牽牲畜”就能應付過去。

     據刀、周兩家人回憶,當年來家里處理超生問題的,是時任新平村村支書莫志高、村主任劉乃平和村婦女主任黃玉芬。

     鮮清芬稱,三名村干部大約在農歷六月中旬來到家里。他們讓大人去成佳區計生辦,并以“孩子要吃奶”為由,要求把孩子一并抱去。

     到了成佳區計生辦,時任區計生辦主任程榮生要求繳納罰款1500元。由于家里拿不出錢,鮮清芬和丈夫從區計生辦走出來,沿路四處找親戚朋友借,并讓大女兒和公婆在區計生辦照顧小英。

     第二天一早,刀云榮夫婦帶著借到的1500元趕回成佳區計生辦,不過沒見到小英,從公婆及大女兒處得知孩子已在稍早時候被計生干部抱走。鮮清芬在區計生辦找了又找,沒看到孩子,一路哭著回到新平村。

     自家孩子被抱走的日子,周友生夫婦記得很清楚,是1986年農歷六月十一。

     那天,村干部莫志高、劉乃平和黃玉芬來到周家處理超生問題。村主任劉乃平說,“有錢錢拿去,沒錢話交去”,意思是有錢就交罰款,沒錢就去政府部門說清楚。

     因為自覺理虧,夫妻倆表示“罰多少都認”。即使如此,村干部還是要求大人和超生娃兒都要去鄉政府,理由仍然是帶著孩子“方便喂奶”。

     周友生和鄒桂芳回憶,他們從家里出發時,劉乃平從他們手中抱走孩子,一直抱到龍王鄉政府,之后交給鄉里一位姓彭的婦女主任。當時分管計劃生育的成佳區副區長高發元也在現場。高發元說,你們一胎生育沒辦結婚證,二胎也未按政策生育,三次違反計劃生育一次性罰款3000元。

     “那時候豬才賣7角錢一斤,3000塊錢怎么湊得出來?”周友生說,他們當場表示認罰,希望先抱孩子回家,再去借錢交罰款,這個請求當場被拒。

     周友生還稱,當時妻子想假借喂奶帶孩子偷偷離開,在場的時任成佳區計生辦主任程榮生發現后,從妻子手中一把將孩子抱走。從那以后,他們再也沒見過女兒周紅霞一面。

     刀、周兩家反映的情況,在幾位當年的村干部口中得到印證。

     劉乃平告訴澎湃新聞,當時是區里要求他們去抱孩子。當時政策很嚴,要求不管用什么辦法都要拿下來。

     莫志高表示,當時是區計生辦和鄉計生辦要求抱孩子,他們只是執行,沒想到會抱不回來,而且,孩子抱不回來也是上面的問題。

     原成佳區副區長高發元對澎湃新聞表示,這些超生嬰兒都是三胎,因為大人沒有認錯和交罰款,影響極壞,區計生辦就安排送人了。但他也承認,政策并不允許這么做,但當時計劃生育抓得嚴,會有類似做法。

     為尋找女兒,周友生夫婦長期在外務工,家里院壩已被葛藤霸占。澎湃新聞記者 謝寅宗 攝

    

     迥異尋女路

     孩子被抱走后,“找女兒”成了刀云榮和周友生兩個家庭的重要任務。

     刀家找女兒,基本靠女主人鮮清芬。女兒被抱走后,她回家傷心哭了一天,但想到 “孩子還等著去找”,第二天就打起精神跑到自貢市中級人民法院告狀,反映成佳區計生辦“搶孩子”。

     鮮清芬說,法院工作人員聽過她的陳述后,曾要求成佳區政府處理此事。后來區政府盡管有出面,但孩子還是沒有消息,她又向自貢市人大、政府、檢察院等部門反映。

     鮮清芬認為,政府是講理的地方。為了打探女兒下落,她自稱在自貢時任主要領導的辦公室和其對拍桌子,“他拍三下,我拍五下,因為不是我不遵守計劃生育,安環結扎都做過,但還是懷上了。”

     鮮清芬說,她還向自貢市有關領導出示過自己上環、丈夫結扎的一些材料,證明自己原本是遵守計劃生育的,不過,這些材料在1998年修房搬東西時全部丟失。

     找孩子過程中,鮮清芬也顯示出潑辣的一面。她告訴澎湃新聞,曾跑到村委會辦公室用高音喇叭向劉乃平喊話,“如果找不回我娃兒,我就對你娃兒下狠手”,把劉乃平嚇得夠嗆。因長時間找不到女兒,她還打過龍王鄉一位姓楊的計生辦干部。

     鮮清芬說,在其猛烈“攻勢”下,終于有相關部門人員私下告訴她,小英被一個沒有生育能力的教師家庭收養,但對方不愿歸還孩子,也不便透露更多信息。

     為了繼續要回自己的孩子,此后,鮮清芬獨自一人去北京反映情況。回來后,當地部門為了安撫,給她解決了1萬元作為補償。

     1992年,鮮清芬用其中一部分補償款請了自貢當地律師,原本打算狀告莫志高、劉乃平、程榮生、高發元等人。就在這一期間,代理該案件的律師打探到收養孩子的教師家庭就在自貢鄰市,起訴也就此作罷。

     “找到這個教師家庭時,對方也承認孩子是領養的。”鮮清芬說,當時小英已經6歲,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生的。因為女兒右耳有一個小缺、左手也有傷疤。女兒的養父并不打算歸還孩子,還給了她1萬元作為補償,說“懷胎九個月,還差不多養到半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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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相比鮮清芬的果決強勢,周友生夫婦說自己沒有那番魄力。他們一邊默默養家糊口,一邊在閑暇時候私下打聽孩子下落。

     這是一對忠厚老實、說話總是降低聲調的夫婦。多年來,兩人只要聽說附近哪里有人收養孩子,都會去看看,為此他們幾乎走遍附近所有區縣,每次都是失望而歸。

     周友生說,后來實在找不到孩子,他們才開始到貢井區、成佳鎮相關政府部門反映情況。前幾年因為反映次數頻繁,鎮政府給他解決了低保問題,但勸他別找孩子了。

     “我們也不想給政府添麻煩。”周友生說,他和妻子身體都不好,但孩子總歸是妻子身上一坨肉,她是不是還活著、過得好不好,做父母的總歸是牽掛的。

     抱著這樣的念頭,夫妻倆通過熟人介紹,前往成都一家瓷磚廠打工。幾年來,他們掙的錢幾乎都用于尋找女兒,但一切就像大海撈針、毫無頭緒。

     貢井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。澎湃新聞記者 謝寅宗 攝

    

     分別的裂痕

     雖然好不容易找到孩子,刀云榮夫婦的痛苦絲毫不亞于周友生夫婦。

     鮮清芬說,小英被一個教師家庭收養,對方經濟條件等各方面都比農村好。在之后的相處中,女兒可能以為親生父母找她的目的,是為了要她養老或另有所圖。

     “其實從一開始尋找,我們只是要知道她被抱走后怎么樣了。”鮮清芬感慨,小英是幾個孩子里讓她感覺最辛苦的一個。懷孕的時候,她挺著大肚子一個月不能出門,吃飯都是靠家人送進屋,那種日子著實令人難受。

     小英被抱走后的1986年至1992年,鮮清芬不是往省里跑,就是去市里、鎮上。家里本來經濟條件就差,還缺少她一個勞力,每次出去只能省吃儉用,能走路的都不坐車,餓了吃稀飯饅頭,整個人瘦成皮包骨。

     “我為她流的淚都夠灌滿一條河。” 鮮清芬說。和小英相認后,她多次以一個母親的身份去照顧小英,還在小英念高中時陪讀過一段時間。

     但分別帶來的裂痕難以彌補。鮮清芬的大女兒透露,妹妹和爸媽感情不太好。她總是覺得是爸媽不要她、拋棄了她。

     鮮清芬也表示,去看小英時,其養父母總會給她一些錢,有時經不住盛情會收下。小英參加工作后,其養父母也讓小英給她打錢,這也無形中加深了小英對他們的誤解。

     特別是2015年,在一次激烈的家庭矛盾中,小英撂了狠話,讓刀云榮夫婦“不要打擾自己,一輩子都不要來。”

     對于這樣的情況,刀云榮夫婦無可奈何,“孩子都這樣說了,痛苦只能留在我們心里,就當這個南瓜沒結。”

     為了尋找女兒,周友生夫婦的家都快沒了。如果沒有什么特別的事情,他們只有過春節才會回到新平村。家里的院壩,已被半米高的葛藤“霸占”。即使回到自貢,夫妻倆也是在大女兒家落腳。

     周友生也聽說刀云榮家找到女兒卻相處不好的情況,他覺得如果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,也是可以接受的。“我們找到她,只想告訴她,不是爸媽不要她,而是別人搶走了她,認不認我們都無所謂。”鄒桂芳說。

     區衛計局長:將為此“還債”

     莫志高告訴澎湃新聞,當年孩子被抱走后,是區里安排送人的,他們也不知道送哪去了。

     高發元和原成佳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表示,當時把孩子送人的是時任成佳區計生辦主任程榮生。

     貢井公安分局成佳派出所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,2015年12月,他們曾接到周友生的報案,也做了受案登記,但沒有立案,“這個事情怎么立案?因為有特殊原因,時間也過去太久,實在不好立案。”

     上述派出所工作人員還表示,當時他們搜集了周友生夫婦的DNA資料,也聯系了將孩子送走的程榮生。但是程榮生讓警方去找相關政府部門,拒絕到派出所,“我們也不能強制傳喚,現在給他打電話都不接。”

     截至發稿,澎湃新聞電話、短信聯系程榮生,均未獲回復。

     成佳鎮計生辦主任龔貞容告訴澎湃新聞,周友生向他們反映孩子被抱走的情況后,計生辦聯系了當時抱孩子的計生干部,但對方稱記不得,他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。

     貢井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局長吳鴻莉表示,她曾聽分管計劃生育的副局長談過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。局里當時和成佳鎮進行對接,但時任計生干部走的走、退的退,沒問到情況。

     吳鴻莉說,這相當于是之前欠下的“債”,他們也將為此“還債”,接下來會繼續和有關方面對接此事。

     鄒桂芳還在苦苦尋找。她告訴澎湃新聞,找了這么多年,有時候也想放棄,但丈夫始終在堅持,只要他活著,就一定會找下去。

     重慶智豪律師事務所主任張智勇認為,因為此事發生在1986年,已過了追訴時效,很難再啟動相應的刑事程序。但當年抱走嬰兒的計生干部,有義務和責任提供線索,消除自己當年的不當行為所導致的惡劣后果。

     張智勇同時表示,此事件的發生是計生部門直接導致的,計生部門應配合尋找當年具體經手的人員。抱走他人超生嬰兒,造成其家人不能團聚,并使嬰兒父母承擔著巨大痛苦,即使法律上無法追究,也應承擔人道主義責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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